以国家和民族的视角来看，并不是外界观察谷爱凌的唯一角度。
文 / 书航 2022.2.12
在中国，看起来人人都爱谷爱凌。各路媒体对她以前上过的补习班，训练过的场地，祖籍，故居等等展开了大型认亲行为艺术，甚至小吃蜜三刀和中医也过来插一脚。
在美国，很多人对谷爱凌有很大意见。比如福克斯新闻的Tucker Carlson，他的节目里和嘉宾一起说谷爱凌在美国接受基础教育，用美国的装备，请美国的教练，在美国的场地训练参赛，结果给中国效力，实属吃里扒外，吃饭砸锅。
而这——以国家和民族的视角来看——并不是外界观察谷爱凌的唯一角度。还有不少中国人觉得，明明应该为金牌感到骄傲和开心，但他们对谷爱凌就是很别扭地喜欢不起来。
当赞助商从她十二三岁就开始跟拍的真人秀纪录片，显示她家在旧金山、太浩湖和中国上海都有房产，且每套房子里都有钢琴的时候，大多数人确实感受到了这个疏离性。
特别是在有些知乎、B 站和微博的讨论板块，这些地方的参与者十分擅长阶级叙事，动不动就“你工人爷爷来了”，张口闭口“资本家”如何如何。可以说，谷爱凌显示出的全能光环越耀眼，在这些人看来就越是起反作用。
谷爱凌的家庭环境和精英程度过于脱离大众，人们看到她，会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更具备“人民性”的运动明星，而最好的方法是他土生土长，通过举国体制的选拔机制脱颖而出。当几乎同时间出名的女足球员张琳艳的故事被发掘出来后，她和谷爱凌之间的对比也成为这些人津津乐道的谈资。
另一种方法是谷爱凌要有失败，要运气不好，这样才更像一个普通人。
实际上归化队员不都是效果好的，也需要磨合以及也会有失败和状态不好，比如男女冰球队。但两队除了很多汉语都说不利索的人，至少有队长可以承担亲近国民的角色，同时他们必须面对组队以后战绩不佳的痛苦，而且只要展现出拼搏尽力的姿态，就跟男足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容易赢得同情。所以说归化都不接地气，也不是绝对的。
可是，当谷爱凌在她并不熟悉的项目中，第一次尝试以前从未试过的动作就是在奥运赛场上，而且一次过就赢了，在最高级别的考验中获得了最强的尖峰体验时，她简直就是幸运女神本神，美好得更加不切实际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羽生结弦就成为了一个不错的对照组。他已经功成名就，在此前的比赛中确立了自己的王者地位，但他再次参加奥运为的只是挑战花样滑冰运动的极限，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更为精进。结果，他的最新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，没有代表日本获得奖牌。
羽生的故事特别像是日本在中国传诵的“工匠精神”的写照，虽然近来这个词招来的更多不是赞誉而是嘲讽。他是一个沉浸于增进花滑技巧，不断追求极限的“匠人”。有的媒体写他，说这次失败让他的形象更为丰满，让他在封神和受人喜爱的道路上补上了关键的一个节点。
但是，从这个阶级视角的羽生跳出来，再去看国家-民族视角的羽生呢？我一直在想，羽生这么强调为自己而滑，在中国环境下，应该被视为是不顾金牌可能易手的自私——占着宝贵的冬奥会名额，只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去尝试冒险动作，假设老实做动作就不会丢金牌，如此云云。
这就是国内另一半人对谷爱凌好感的最大来源——因为她代表中国出战，因为中国赢了。
实际上冬季运动项目有很多人会经常变换主队，特别是对于花样滑冰、速滑等项目的传统强国——俄罗斯、韩国等，其中的队员会根据需要变换不同的国籍出战，可能对于国内观众要比较难以适应这一现象。
谷爱凌在还未成年时就已经做出了决定，相信日后要再更改可能很小，因为阻力很大。这使得她的国家-民族归属和其他变换主队参赛的运动员相比更为坚定。特别是，因为中国最近的国际形象呈现特殊性，她的决定更显得艰难。
在谷爱凌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她被问到的问题大多与她的成绩和专业无关，而是高度政治化的。她也用娴熟的外交辞令妥善回答，体现出与她年龄不符的圆滑成熟。唯一能见到少年心性的可能是那句“我不打算把时间浪费在安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上面”，以及她在Ins上的几句随性回复。
记者们对她的围攻特别不友好，即使英国《独立报》的专栏作者也看不下去：
18岁的谷爱凌被问到地缘政治，国籍以及一名网球运动员在她的活动中露面。她用轻松的外交手段回答了所有问题。
但是，问一个擅长滑雪的少女她是否值得代表东道国——或者她的收养国家是否适合举办奥运会，有些事情是不合适的。
获得第五名的英国人Kirsty Muir是否被问及Windrush丑闻（注：指二战后加勒比海地区移民到英国填补劳工空缺，多年后无端变成“非法移民”被遣返，导致他们被“用完即弃”的事件）？法国银牌得主Tess LeDeux是否被问及过去一年法国当局强迫379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？当然没有。
即便有人鸣不平，谷爱凌的家庭背景，也让她跟中国产生的联系，注定会比美国更多更强。美国向来以开放包容的移民国家自居，但面对可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，它显得远没有自称的那么包容。如果热爱生养她的美国，需要以诋毁半个文化血脉来源的中国作为投名状，谷爱凌并不愿意。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但对中国民众而言，她选择了中国身份这一点本身，已经足够。
那么，如果她选择的是代表美国队出战，这个选择为什么不够好呢？钱是一方面。大家都说的鸡头优于凤尾是一方面，但不是全部。她不仅需要成为群星璀璨的美国代表队的一个不那么耀眼的部件，更需要在政治正确方面做更苛刻的融入准备。
正如德约科维奇宁可退出澳网也不打疫苗一样，西方体育界有着多种多样的时尚、约定和忌讳，往往与美国国内政治高度关联。美国国内说黑人的命也是命，运动员就不分场合地单膝下跪；美国国内宣传LGBTQ+的权益，运动员的社交网络必须对此表态。鉴于美中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巨大，这种逼着表态的情况只会更多，对谷爱凌的怀疑也会更多。
在选择中国身份以后，谷爱凌的社交展示责任就轻松了许多，因为中国大多数政治正确的着眼点和美国并不重叠，而且一般轮不到要求运动员也表态。相反，如果在娱乐圈，需要表忠心的情况倒是跟西方不相上下。
现在，西方对谷爱凌的看法是高度与国家-民族视角绑定的。与之相对，中国国内对谷爱凌的民间态度，基本上是国家-民族视角和阶级视角的混合。其中哪一种视角占上风，取决于每个人是否是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者，他们对谷爱凌的观感，本质上就是自己生活境遇的投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