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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打脸或复读机:写作者的宿命?

你应该知道的历史、现在和未来

本文首发于航通社,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。航通社 微信:lifeissohappy 微博:@航通社

书航 7 月 1 日发于北京

上一代人有剪报的习惯,把某一个新闻从报纸上剪下来,然后贴到小本本上。对于我们来说,现在更容易了,就是复制网页上的文字,粘贴到自己的知识库里。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书摘系统。

这几天,我花了一点时间,回头看自己两三年前剪辑的文章。结果发现,其中很有一部分不再值得保留。这是很有趣的事情。想必我写了四五年的各种文字,其中也很有一部分是如此“速朽”的。

寿命不长的文章,主要有两个问题。

问题一:被打脸

一是当时所讲的事情,受到当时掌握信息的局限,可能有偏差甚至完全南辕北辙,回头看已经失去了参考意义,甚至沦为笑柄。

比如说,有些文章讲家乐福中国怎么样顺应市场做调整的(比如评价小店面“家乐福 Easy”),随着家乐福中国卖给苏宁,一些当年的“先进经验”也都打上了大大的问号。

还有很多文章讲过赤兔,这是领英 LinkedIn 在中国分支机构全面“放权”之后的产物。我记忆中,从沈博阳到位领英的第一天开始,他们就特别想方设法去解决所谓跨国公司在华“水土不服”的问题。关于赤兔的文章自然也有不少是夸奖的,但终于它还是完全下架了。

像这种简称“打脸”的情况,一直是我们这种评论者要面对的风险,万一出现这种情况,也是对论者专业性的根本质疑。所以,你会很容易发现大多数评论文章乐于采用批评和质疑的口吻,因为这样相对不容易出错——绝大部分新生事物都是成功少,失败多;而万一失败了也不丢人——跟你一样想的人还有很多。

鲁迅说他那时候的“导师”们“都说不可向东,或西,或南,或北。但不说应该向东,或西,或南,或北”。我初读这段话只觉得老人迂腐保守,但轮到自己,方才知道保守背后的原因是不敢付出代价;而每一个“不可”的背后都是过往的“代价”。

问题二:复读机

二是另外一些内容,可能经历了长时间的岁月洗刷,依然历久弥新,从而后来很多文章只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,或者最终可以抽象出同一个结论。

例如现在一直在讨论拆分 Facebook 的问题,谈巨头垄断的问题。但是我在 2016 年就看到有文章写“双寡头垄断” [1],以及平台经济和垄断之间的异同。这些论点现在看依然似曾相识,因为我每隔几天就能读到差不多类似的评论——我相信后面那些都是作者自己总结出来的。

再有就是共享单车。它给人们演绎的是一个企图把克里斯·安德森《免费》等书所述的,在可无限复制的“比特”世界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,在“原子”的实体产品领域也复制一次的剧本。结果没想到,实体物品的制造,流通和退出,无时无刻不消耗着企业、用户和整个社会的成本,泡沫消退后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。

此后共享单车的经验就被多次套用在共享充电宝、无人货架、抓娃娃机等各种各样的实体产品利基市场。说句实话,很多时候看后续写这些“赛道”的文章,其实也就是在它们跟共享单车之间做“找不同”。

我也看到有做深度报道的专业记者说,他们会感到一种无力感,因为他们职业生涯初期所做的报道,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还“能用”——里面所说的问题毫无改善迹象或甚至变本加厉,只是当事人的名字在变。我想这也是《南方周末》之前说的“在无力中有力”的一个来源。

如果很不巧,你所写的一些事情,恰好在很早以前就写完了,今天把它拿过来重新发一遍还能用,这会让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说的都是车轱辘话,好像江郎才尽了一样。这对于专栏作者来说应该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——可能冯大辉的《小道消息》除外,他经常特意选好日子重发旧稿,说不定我也应该这么做。

透过两个问题看知识付费

这两个问题几乎对任何类型的创作者都存在,特别是知识付费。

经过三年多发展,知识付费刚过了“元年”就迅速过气,可谓“出道即巅峰”。知乎的周源曾将知识付费的困难概括为“复购率降低、完课率降低、使用时长降低”的“三低”。

套用上述两个问题看知识付费,一些困境的成因也就清晰起来。

要么作者们所写的东西是紧跟时事编出来的,由于种种限制(最常见的是按时交稿的压力),并不能面面俱到,精雕细琢。所以一旦事情发生了翻转,有些内容就会显得非常滑稽可笑,而为此交了钱的人恐怕更要欲哭无泪。

如果说,有个平时给别人解决社交问题的导师,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却不能做很好的处理,甚至因此还上了一阵微博热搜什么的,他今后怎么打理付费课程也就变得比较尴尬。

要么有些内容溯源看一下,可以发现是将原先已有的经典作品去摘抄微缩,也就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。那这种东西的制作门槛也相对较低,一般能分发出去的话,没有特别强势的渠道,就只能是碰运气。

《智族GQ》的熊阿姨说过,她的朋友看到有学生投简历,将“对原创稿件进行洗稿,再次发送”什么的写到了简历里面。但这个岗位是投资公司媒体运营的实习生,所以她只能说:“你觉得这个行业崩塌吗?那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行业的人呀。” [2]

这类产品,相对的只能去所谓“下沉市场”,就是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些人,先让他们接触这些别人嚼过一遍的东西,他们就觉得好像已经很好了,等到读者们有一定程度的底子之后,再慢慢的让他们去接触那些知识的“正品”。

但这又涉及到上文所说的“原子”与“比特”的差异,只不过是反向的。拼多多们之所以只能给“下沉市场”提供那种相对廉价的产业替代品,是因为实物生产和分发都是需要成本的;而对于无形的知识产品来说,读到一本正版作品需要付出的成本,跟读到一个被人转手过的“知识付费”产品是基本一样的。

所以,对尚无鉴赏能力的人们提供“二手货”,而不是直接让他们接触原版知识,不仅注定是“一锤子买卖”,也不一定是道德的。

解法何在?

所谓“被打脸”的问题,严格地说并不能算是问题,它只是在追求全人类共同理想之一——预测未来时又一种失败的尝试。

如果你能总体上保持一个很低的“打脸率”,但同时又不完全是批判,而是真的给人指对了路的话,那么你就是下一个托夫勒(《第三次浪潮》写于 1980 年!)、凯文·凯利(《失控》写于 1994 年!)、郭明錤或者米克尔。他们老了以后难免被看作是总说正确的废话的“神棍”,但这难以掩盖他们偶尔一次至关重要的正确预言的光辉。

所以,对付“打脸”创伤最好的办法是适当降低心理预期,毕竟预测失误是一个正常现象。

而总是重复前人经验的问题,严格地说则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拷问,就是这么做下去值不值得。

特别是,你越是对你的文字和想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,就越容易在做出来又发现“撞车”的那一瞬间崩溃。

我个人的对策是,竭尽全力加大阅读量和提升信息检索的能力,在成稿之前就尽可能找到可能有的同题内容,再增补内容来体现出差异。

也有人做了另一种选择,就是亲身参与到他们报道的对象的发展中,比如直接买股票。如此一来,这家企业的共性与个性,在你看来都会被放得很大,你会很看重哪怕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差异点,也就不会因为大而化之的视角而沮丧。

不过可能只有国内媒体会允许这么做;西方媒体的伦理规范都要尽力避免利益关联,如有都要一一申报。

在地理层面,如今已经几乎没有未被前人踏足的高山、密林、大漠或冰原;在科学和人文领域,也几乎不存在尚未被采摘的低垂的果实。一想到生下来就有无数人做着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事,而自己的所想所为也并不特殊,甚至连活着的意义都要重新确认一次了。当安东尼·波登行遍万里路之后,无路可走的他选择了自杀。

一想到我们写作者关心的,仅仅是自己的某个文章或想法是否重蹈覆辙的问题,我们足以为此而庆幸。

和其他人一样,写作者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找寻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意义,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。

[1] http://www.ftchinese.com/story/001068788

[2]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JQEBG3AIDjB3xeg_3JZ8E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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