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,在香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。和 搞得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 相比,这件事同样是向全社会呼吁奉献爱心,却拥有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。

43 岁的妇女邓桂思罹患急性肝衰竭,她的大女儿 Michelle 本欲捐肝救母,却因为距离合法器官捐献年龄 18 岁仅差 3 个月,而不符合条件。事件十万火急,香港立法会紧急决定将法定最低捐献年龄临时性降低到 17 岁,并设定 5 月份失效的“日落条款”(生效为期一个月),以体现“特事特办”的精神。

但在这一修改还没来得及表决之前,事情突然峰回路转,出现一位好心人自愿捐出肝脏:26 岁女文员郑凯甄看到新闻报道,决心捐赠自己的一小半肝脏应急,移植手术于上周完成。善心人无私捐肝引发弥漫香港社会的巨大感动。

器官捐献曾因网上“假新闻”陷入低潮

郑凯甄救人义举与香港器官捐献登记的同比下降形成鲜明对比,今年以来不同器官的登记数量都只到个位数。实际上,这也是网络“假新闻”惹的祸。

去年 6 月 Facebook 谣传中国内地已将港澳台纳入所谓“国家人体器官分配系统”,香港人捐赠的器官会被分享到内地。实际正好相反——这指的是将内地捐献的器官送到港澳台地区,三地是这一政策的受惠者。

TVB《新闻透视》经过调查认为,发布或分享这类型假新闻的,多为所谓“本土派”人士中的一小部分。这些人不信任特区政府,并且以立场为先,利用“本土派”名义散播谣言,以打击内地人士及新香港人。

这条假新闻导致了香港人捐赠器官的意愿暴跌。香港食物及卫生局统计,去年 6-7 月假新闻传出后,取消器官登记的人从平月的 30-40 人,大幅增加到 535 人。

由此,尽管这次新闻引发了强烈的反响,但我还是很难准确的估计这种正面影响能持续多久。

只有捐献者最高尚?

在郑凯甄获得全网赞美的同时,有同等数量的批评和质疑针对另一些人而起——包括郑凯甄所在的公司老板,一家刚刚有亲人去世的家庭,以及病人邓桂思除了大女儿以外的其他亲属。

郑凯甄的老板曾反对她捐肝,但实际情况是,这家环保公司总共只有老板和阿甄两名员工,而她捐肝后要告假休养至少 3 个月。老板后来在郑家人和舆论共同作用下,同意保住郑凯甄的工作。

在郑凯甄做手术前一天,医院曾经有合适的尸肝来源,但死者家人拒捐。阿甄曾经有机会不用开刀。自然,这个家庭的信息仍在保密之中,如果被公开,想必又是一番腥风血雨。

另外,为什么病人家属当中只有一个大女儿站出来要捐,也引发过网友质疑——很多网友批评病人丈夫没有露面。医院解释称,病人老公出现过,但身体健康状况并不适合捐肝。

医院呼吁,有志愿者想捐活肝的时候,一定是病人家庭亲属中无法配对的情况下才行,而且捐活器官是自愿性质,就算是亲戚都很难勉强。不能说为了求助社会,得让病人的全家族出来向公众交代。

同时,在全民狂热的救命声中,医院还始终坚持保持目前 18 岁的捐献门槛,反对因为特事特办而随便开绿灯。“今天有 17 岁,明天就有 16 岁,是否要所有未成年人都捐肝、‘削肉还母’呢?”

这种冷静的声音实在难能可贵。然而这声音也非常微弱,很快被淹没在其他网友认为更重要的信息传递中。这让我想起了国内新闻传播过程中“辟谣”和“反转”齐飞的景象,看来橘生南北,所差也不多。

内地媒体的“缺席”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件轰动全港的超级无敌“正能量”新闻,却在内地报网的社会新闻版“集体缺席”。当日新华网、中新网等有消息,但并未获主要位置推荐;随后几天也没看到微博、微信对此事有跟进讨论。

最近香港积极向上和感人的好故事不少,拳击手曹星如(Rex)以草根“不良少年”翻身,直至获得职业生涯 20 连胜的“拳王”称号;早前也有陈婉婷执掌东方足球队,创造了全球首位女教练带男足球队夺得顶级联赛冠军的奇迹。处在焦虑之中的香港人,特别喜欢这种能体现“狮子山下”精神,体现港人凝聚力的新闻。

《人民日报》2009 年曾发表评论称“好消息让生活更甜蜜,负面新闻令人不开心”。这些正面向上的新闻,其实也一样可以激励内地读者。这个为陌生人献出自己健康身体一部分的事迹,比罗尔守着财物讨要打赏救亲生女的风波,真是高下立现。即使捐献者郑凯甄是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而慷慨捐献,这不影响事件可以激励更多条件符合的人,投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当中。

然而,偶尔见诸内地报端的,却是香港混乱的政局和极少数所谓“本土派”的表现。联想到这一两年,展现台湾“宝岛”风土人情的“友好”新闻也让位于对当地局势“乱象”的渲染,是否可以说,在选择报道什么样的新闻方面,也能体现出国内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风向转变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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