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网络救助与“诈捐”是怎么发展起来的?

从90年代千辛万苦发出的电子邮件,到汶川地震时的欺诈短信;从“微博打拐”到“微博辟谣”;从“不转不是中国人”“男默女泪”交相辉映的朋友圈,到大V们贩卖文字和变现舆论影响力……

在中国,通过互联网和新技术、新媒体寻求救助,或是假装求助的历史,几乎和中国互联网的全部历史一样长。

故事,求助,献爱心和“恶作剧”

我国于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,紧接着1995年3月就发生了清华女生朱令中毒事件。正是当初人们在国际互联网传播病情描述,进行全球医学专家远程会诊,让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,为抢救赢得了时间。这也是我国首次网上医疗会诊、救助行动。

1995年12月,在“瀛海威时空”当中,一位名叫“Rose”的姑娘病危,她在网上讲述自己的故事,留给大家一封信和一支红色的玫瑰花,并于1996年元旦去世。许多“网员”(瀛海威用户当时的自称)给了她真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。

Rose的故事是真的,而同期发生的另一个故事是个谎言。有人称自己捡拾了一个弃婴,牵动了千百人的关注。当大家一致要将弃婴认定为“网络婴孩”,并要由网友们共同抚养时,却被告知这个“弃婴”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。此事成为中国有据可查的最早一个“网络论坛恶作剧”。

同样在瀛海威,1997年10月网友发起了为残疾人捐助电脑的爱心行动,1998年3月又为残疾人捐助轮椅,并创办了名为“同在蓝天下”的残疾人论坛。由此,常态化的网络捐助也初具雏形。

在当时,上网是一种十分昂贵的休闲娱乐活动,高准入门槛决定了参与者的高知识水平,至少是高道德水平。他们认为所有“网员”都是一家人,甚至愿意把当年的“网络婴孩”善意地视为“恶作剧”。

此后数年,中国互联网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时期。传闻、谎言和“谣言”伴随互联网一同成长。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让很多人记忆犹新。同样让很多人记住的是,在这民族危难时刻,竟有无耻之徒发诈骗短信,利用四川大地震行骗发国难财。

地震欺诈短信可以看作一次大规模的“事件营销”,在当时还不存在移动互联网的情况下,传统媒体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公信力,欺诈短信事件通过媒体传播,震撼了当时还堪称“纯洁”的国人。

同一时期,官方慈善机构特别是红十字会公信力大为受损,使得包括网络公益在内的第三方公益组织获得了机会。大规模的互联网募捐也成长起来。此后,“互联网+”颠覆了公益慈善行业的传统模式。据有关数据显示,2014年中国个人捐助中的移动端用户高达84-85%,已经凸显出中国式互联网公益的结构特征。

跨入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救助

2009年8月,新浪微博上线测试版,并于3年后“转正”。2012年,微信朋友圈功能和公众平台也上线了。如今,仅仅因为达到一定门槛而进入新榜监测范围的公众号就已经达到30.9万,说“朝阳区30万大V仁波切”毫不夸张。大量社会新闻通过社交媒体传播,自动形成了一些生动的行文套路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“中老年朋友圈”。

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通过互联网和技术手段传播求助信息,以及实施诈骗等活动的走向。人们很快发现,社交媒体是一种难以有效把控的力量,一旦发动,很难中途叫停,能发酵成什么样子,往往是始作俑者们预料不到的。

微博上线之初,“微博打拐”活动蔚然成风,甚至被冠以“围观改变中国”的称号。@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账号和打拐行动负责人 @陈士渠 由此名声大噪。但是那时人们就发现,一条求助微博发出以后,其传播路径就可能完全不受控制。

一条消息发出时,要找的人和要救助的人可能确实有难,但等他的问题解决或者人被找到之后,任何技术手段都难以让这条过期消息的所有副本都同时消失,或者被更新为最新状态。那时候出现的几张随手拍摄的疑似拐卖儿童照片,甚至有些时至今日还在一些公众号发布的虚假信息中流传。

此外,一些事件的事实本身可能并无争议,也就是它确实曾经发生过,但如何解读这件事却令它陷入是否“谣言”的争议漩涡。今年美国大选期间,所谓社交网络“假新闻”风波就体现了对事实进行核查之难。CNN、NBC、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设立“事实核查”板块,但却因为太多批评特朗普造假,相对较少批评希拉里而遭到对其公信力的质疑。随着特朗普最后爆冷当选,这一质疑达到高峰,引发了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危机。

不过在中国却可以说不存在这样的“烦恼”:由官方主导,各大主要的社交网络运营商全都设立了专门的“辟谣”板块,承担传递官方信息的功能。不论人们对一件事看法如何,“辟谣”部门或专门账号一般拥有对事件“造谣”与否的最终裁定权。11月24日,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公布,过去一年累计处理谣言文章20多万篇,处罚造谣传谣账号约10万个,朋友圈处理谣言链接超过120万条。

如果你认为官方和服务商的重拳铁腕能杜绝所有虚假的求助信息,只让最需要帮助的人浮出水面——那你就想多了。

去年5月,知乎用户“童谣”自称名校女大学生,患心脏病无钱救治,几百名知乎网友为其捐款6万余元。此后,网友查证“童谣”是个男人,故事也是编出来的。这回,网友没再宽容的当这是“恶作剧”,直到警方介入,“童谣”自首为止。

再然后,就是“罗某笑”事件了。

为什么你会被骗——或者说,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?

尽管与2008年相比,电信诈骗的花样也在翻新,但通过社交网络传播的慈善类信息无疑更具杀伤力。和一次性且简短的诈骗短信相比,朋友圈文学具有更大的文本容量,可以讲述一个足够完整的故事情节,而其目标读者的媒介素养不够高,容易认为手机上白纸黑字写的都是真的。更不要说有些事情并非完全伪造,可以说是半真半假,隐藏了部分真相,让人真伪难辨。

“罗某笑”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事件中,小孩患病为真,治疗费用也没错;但罗父在文章中并未如实,彻底地公开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,让部分网友错误的理解为他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当昨天晚间媒体爆出罗父“有三套房”等消息的时候,人们意料之中,甚至有点隐隐期待的“反转”就这样来临了。

有人说,罗父此举是骗取爱心,甚至涉嫌诈骗犯罪,但也有人翻遍了孩子父亲的微信文章,发现人家一个字都没直接提捐款,而个人自行求助也不属于最新《慈善法》立法规管的网络慈善、募捐范围,由此也不承担必须公开资金细节与流向的义务,甚至没有退还多余款项的义务。若是有人想诉诸法律,竟然很难找到突破口。

换言之,这是一个熟悉社交传播规则,把握读者心理的“自媒体”,讲了个故事引得吃瓜群众感动涕零,让他们没看清楚就慷慨解囊的事件。而捐款者给钱后又感觉被骗,怪只怪他们“自作多情”。罗父,微信官方与涉事P2P营销号各方达成协议退款,也是通过协商调解解决,而并非某些愤怒群众所期待的走法律途径。

其实,网络求助信息不论真假,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超出一般人能想象的范围。有人利用众筹平台教人们捐款支持他旅行,学琴,被讽刺为“云乞讨”;也有人在网上发10万+爆文,要的不是钱,而是一个少见的准入资格,或者是“一个说法”。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极大的挫伤了善良网民的同情心,使得比当事人条件更艰苦,故事更凄惨,但没有足够话语权的人们,以后更难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救助。

这让我想起一个流传很久的小故事:一位盲人在街上乞讨,立了一块纸板写“自幼失明”,应者寥寥。一位诗人走过,没有捐款而是改写了纸板的文字,之后行人纷纷解囊,收入颇丰。诗人写的字是:“春光何等美好,可我不能看见。”

这个“授人以渔”的故事多年来被我们当成是正面典型。直到“童谣”案以及“罗某笑”一事涌现,开始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:天灾面前总该人人平等,然而是否因为个体表达能力,掌握技术水平的差异,而导致了公众对其付出爱心的不平等?

长久以来,我们习惯于躲在社交媒体的“过滤气泡”中,只听到我们想听到的。而正是这样的懒惰,使得善用新技术,表达能力强的人,在现代社会拥有了一种在往日无用武之地的强大竞争力。他们就算被逼入绝境,其结局也比真正悲惨,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要强得多。

这年头,就连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你都需要一个悲惨的故事。可以说,今日的春光和往昔一样好,可讲不出一个好故事的人,他们看不见。

⬆️《父亲》罗中立

首发于“媒记”(链接:http://ift.tt/2gMKchx

文章来自 航通社 – 知乎专栏 http://ift.tt/2gMMDR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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